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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破解农业富民难题

时间:2017-06-20 13:07:16       来源:陕西省统计局    点击量:

近年来,陕西在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方面,充分挖掘农业自然资源优势,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快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步伐。但是,发展与困难相生相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陕西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各项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追赶超越亟待解决的“八大难题”之一就是“要着力破解农业不强、农民不富的难题”,农业富民问题作为全省“追赶超越”的重点短板之一,如何突破发展瓶颈,厚植发展优势,显得既重要又紧迫。对此,我们从统计角度对全省“三农”发展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研究,摆现状、挖问题、找对策,以期更好地推动全省经济发展,为破解农业富民提供有益参考。


一、当前陕西农业农村农民基本情况


近年来,陕西在农村经济面临诸多困难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强化土地流转政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了“三农”事业发展活力。


(一)农业生产条件


1、耕地面积中近七成旱地。2015年,陕西耕地面积3995.2千公顷,居全国第19位,占全国的3.0%;人均耕地面积1.6亩,居全国第12位。从耕地构成看,水田水浇地占耕地30.4%,比全国低1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3位;旱地占69.6%,居全国第8位。从耕地分布看,关中耕地占全省50.6%,水田水浇地占72.9%;陕北分别占31.0%和12.9%;陕南占18.4%和14.2%。


2、三成耕地实现农田有效灌溉。2015年,陕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1236.8千公顷,占全国的1.9%,居全国第21位,占全省耕地面积的30.9%。节水灌溉面积877.2千公顷,占全国的2.8%,居全国第14位。节水灌溉类机械4.4万套,占全国2.0%,居全国第13位。农用水泵33.3万台,占全国1.5%,居全国第19位。


3、农业主要源自种植业和畜牧业。从农业内部结构看,陕西种植业增加值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畜牧业、林业、渔业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呈现“一高三低”。2016年,陕西种植业增加占一产增加值70.4%,比全国高15.5个百分点;畜牧业增加值占21.4%,比全国低1.4个百分点;林业增加值占2.8%,比全国低1.8个百分点;渔业增加值占0.8%,比全国低9.6个百分点。


(二)农村土地流转情况


1、土地流转政策见成效。目前,陕西已有94%的县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或土地仲裁委员会,使土地流转由民间自我交易走向规范交易,创造了规模生产和集约经营的条件,解决了单家独户群众无技术、无资金难题,降低了机械、水电、人力等生产成本。据测算,规模经营的土地要比分散经营的土地平均增收三成,土地流转政策实施,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的广泛应用,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2、土地流转形式以转包为主。陕西土地流转形式以转包、出租、互换为主,其中转包占50%左右;出租占30%左右;互换占10%左右;其它形式有转让、入股、代耕代种、委托流转等占10%左右;流转时间多数为20-30年;租金结算方式有一年一结、一次结清和分年度结算;流转价格为每亩百元至上千元不等,山区坡地较为便宜,平原耕地价格较高;用于粮食种植耕地较为便宜,用于经济作物种植价格差异较大。


3、农户是土地流转的接收主体。土地流转入农户的面积占流转面积的60%以上,流转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的面积各占流转面积的10%左右。主导产业推动、专业合作社引领、种养大户示范、龙头企业带动、基层组织协调、产业园区统筹,成为土地流转的主要推动力。


(三)农村县域经济情况


1、农业经济发展稳定。2016年,陕西农业增加值1693.8亿元,比2011年年均增长5.0%。陕西农业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稳定在2.7%左右,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仅次于贵州,居第18位,位次较2011年提高2位。


2、县域经济亮点纷呈。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的结合点上,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2016年,全省80个县(市)实现生产总值达到8927.96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46.6%。其中,有34个县(市)GDP超过百亿元大关,比2011年增加了17个。农业特色产业已具规模。2016年,各级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2680家,合作社近4万家。工业主导作用凸显。2016年,全省县域实现工业增加值4298.08亿元,较2011年年均增长10.1%,高于全省0.1个百分点;占全省县域生产总值的48.1%,比全省工业占比高9个百分点;有11个县(市)工业增加值突破百亿元,比2011年增加3个。投资拉动增强。2016年,全省县域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667.5亿元,较2011年年均增长19.2%,高于全省3.1个百分点;有39个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0亿元,比2011年增加31个。消费水平不断提升。2016年,全省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1.43亿元,较2011年年均增长13.2%;有12个县(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0亿元,较2011年增加19个。


3、区域经济竞相发展。2016年,关中、陕北、陕南县域经济占全省县域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4.7,%、32.1%、23.2%,与2011年相比,关中、陕南占比分别提高6.4和6.3个百分点,陕北县域下降12.7个百分点。目前,关中已形成以奶畜、肉牛、蔬菜、粮食为重点的主导产业带,陕北已形成以羊、小杂粮为重点的潜力产业带,陕南已形成以生猪、茶叶为重点的特色产业带,渭北已形成以苹果为重点的优势产业带,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特色更加明显,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四)农业生产基本情况


1、粮食、油料、蔬菜生产稳定。2016年,陕西粮食播种面积4603.1万亩,占全国2.7%,居全国第17位;总产1228.3万吨,占全国2.0%,居全国第19位,在近5年的粮食年总产中居第2位,属于平丰年;全省良种统供超过85%,增产效益良好。油料面积304.6千公顷,占全国2.1%,居全国第16位;总产63.8万吨,占全国1.8%,居全国第15位。蔬菜面积527.0千公顷,占全国2.7%,居全国第18位;总产1896.2万吨,占全国2.3%,居全国第16位。


2、水果、特色林产品发展良好。2016年,陕西果园面积1263.8千公顷,占全国9.3%,居全国第1位;园林水果产量1714.0万吨,占全国7.1%,居山东、河南、河北之后,居全国第4位;亩均产量904公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20公斤,居全国中下游水平。其中,苹果面积704.8千公顷,占全国29.9%,居全国第1位;产量1100.8万吨,占全国24.3%,居全国第1位;苹果亩产1041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79公斤,居全国第9位。2015年,陕西核桃产量22.1万吨,占全国4.7%,居全国第9位;板栗产量8.3万吨,占全国3.1%,居全国第12位。


3、畜牧业、渔业发展相对缓慢。2016年,陕西生猪存栏827.9万头,占全国1.9%;牛存栏148.0万头,占全国1.4%,居全国第22位;羊存栏678.5万只,占全国2.3%,居全国第14位;家禽存栏6626.4万只,占全国0.4%,居全国第26位。肉类总产量111.7万吨,占全国1.3%,居全国第22位。奶类总产量189.1万吨,占全国4.9%,居全国第6位。禽蛋产量59.3万吨,占全国1.9%,居全国第13位。陕西利用有限的水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养殖。2015年,水产养殖面积50.6千公顷,占全国0.6%,居全国第23位;水产品产量15.5万吨,占全国0.5%,居全国第24位。


(五)农民收入情况


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稳增长。2016年,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396元,居全国第26位,同比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比2011年年均增长11.4%。


2、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从2010-2016年农村居民收入已连续7年快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分别为19.4%、22.5%、14.6%、12.8%、11.8%、9.5%和8.1%,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分别为11.1%、16.2%、13.6%、10.2%、9%、8.4%和7.6%;城乡差距从3.82:1到3.03:1,7年间缩小0.8,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3、高低收入户差距有所扩大。2016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高低五等分组来看,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122元、6205元、8781元、12144元和21004元,与上年相比,增速除低收入户下降26.9%外,其他组分别增长9.4%、11.5%、10.9%和10.6%。高低收入比由上年的6.5,扩大到9.9,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六)农民收入构成


1、务工人数、月收入增加拉动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2016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916元,增长10.4%,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4.2个百分点,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2%,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调查显示,2016年陕西农民工务工人数214.4万人,增长4.6%;非农务工农民工月均工资2719.6元,增长7.4%。从2016年二季度开始全面实行的村干部“坐班制”,惠及陕西2.65万个行政村,近13万人,村干部待遇得到提高。


2、第一产业带动家庭经营净收入稳步增长。2016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3058元,增长5.1%,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7个百分点,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21.1%。蔬菜、生猪价格提高1.6%和15.1%,盈利较高。占经营净收入74.9%的第一产业收入,拉动经营净收入增长4.6个百分点。


3、多重因素助推转移净收入持续增长。2016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2263元,增长8.8%,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2.1个百分点,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25.9%。其中,家庭外出务工寄带回收入增长19.9%,赡养收入增长17.4%,报销医疗费增长15%,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增长6.4%。


4、土地流转与房屋租赁市场活跃促进财产性收入增长。2016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159元,增长4.6%。随着农村土地流转规模扩大,全年人均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净收入增长11.5%;由于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提高及各类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的开工,带动出租房屋收入增长15.3%。


(七)贫困地区农民情况


1、农村贫困人口继续减少。2016年,省市县各级政府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近40亿元,支持农业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县建设,发展粮食、畜牧、茶叶、设施农业等产业集约化、专业化、现代化,开展供销集团代持股等产业扶贫试点,带动3.8万户贫困户约13万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同时,对转移就业的贫困劳动力给予社保补贴,通过转移就业促进贫困地区农民务工收入快速提升,加快增收步伐,取得明显成效。调查结果显示,按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6年,陕西省贫困人口为226万人,较2015年减少62万人;贫困发生率为8.4%,比上年下降2.3个百分点。


2、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全省平均水平。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24元,同比增长9.5%,增速快于全省农村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2%。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省农村平均水平的89.6%。


3、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全省贫困地区和扶贫开发重点县。2016年全省3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48元,增长9.6%,收入水平高于全省贫困地区和扶贫开发重点县。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3587元,增长9.4%;经营净收入2783元,增长9.2%;财产净收入110元,增长9.7%;转移净收入1967元,增长10.6%。


二、破解农业富民的难点


近年来,陕西的“三农”发展活力持续增强,但仍存在土地资产获益有限、农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农产品加工程度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差距拉大、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等短板。


(一)土地资产获益有限,管理机制亟待完善


1、土地流转需求大于供给。目前,陕西省农村土地流转率(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比率)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40%,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土地流转中,多地出现“三多三少”现象,即亲戚朋友之间流转的多,向种粮大户流转的少;单块零散流转的多,整村整组成片流转的少;本村本组成员之间流转的多,向外村外镇流转的少。首先,农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老龄农民即使子女举家外出务工、经商也舍不得将土地流转出去,对土地有强烈的依附心理,宁可粗放经营,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制约了土地的流转;其次,农民怕土地流转后失去承包经营权,失去国家相关补贴,一旦回乡无地可种,导致丧失以土地为依托的基本保障;另外,一些靠近城市的地区,农民随时等待政府拆迁征地发展城镇化建设,从土地增值中获取远高于土地流转利的收益,对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而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大户、粮食种植大户出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生产规模的需求,急于流入更多的、成片的耕地,却因土地资源紧缺无法实现。


2、土地流转后粮食直补效果不佳。以种植粮食为业的流转土地不多,既与种粮收益太低有关,也与现行的鼓励政策缺乏针对性有关。2013—2015年陕西粮食综合补贴每亩补贴标准为关中81元、陕南72元、陕北56元,仅相当于25-35公斤粮食,不及一个小工的日工资,且实际发放与种不种粮没有关系。调查显示,粮食直补对保障种粮意义不大,粮食种植大户更希望得到贷款扶持和融资渠道。因为规模种植多为集中投资,种子、化肥、雇工、租机械、建设施、付地租,投资都不是小数目,资金周转慢影响生产。


3、土地流转管理机制亟待完善。土地流转涉及国土、农业、林业、水利等多个职能部门,目前各地尚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化运行的土地流转机制,导致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实现土地增效、农民增收的作用还有待提高。首先,监督机构不健全,流转备案登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变更手续监管缺位,没有合理的价格依据和标准,大部分土地流转处于农民私下自发状态,交易成本高,矛盾纠纷多。其次,土地流转手续不健全、程序不规范,流转双方责任、权利、义务界定不明确,容易引发土地纠纷和侵权行为,让农民难以真正享受到土地流转带来的实惠和红利。另外,缺乏独立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土地流转的供求、价格等信息不能及时有效沟通,土地流转对象与范围选择余地小,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机制无法发挥效用,严重影响了土地流转的速度、规模和效益。


(二)农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低水平供给与高水平需求不匹配


1、农业丰收不增收。2016年,全省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下降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其中,谷物价格下降15%,其中玉米价格下降16.1%,小麦价格下降10%,均低于粮食保护平均价格,农业丰收不增收。


2、水果出现区域性滞销。2016年,水果价格下降3.9%,水果中产量居全国前列的苹果遭遇来自河南、甘肃等周边省份的同质产品冲击,价格下降9.4%,还有梨和西瓜价格分别下降12.7%和6.3%。


3、种植业和畜牧业农产品价格的下降。2016年,畜产品中羊、生牛奶、鸡蛋和牛等大宗产品价格分别下降8.4%、4.5%、4.2%和1.6%。作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来源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严重挫伤了农户种殖、养殖的积极性以及生产性投入。


(三)农产品加工程度低,品牌不突出


1、劳动生产力低下。从劳均产量看,总体低于全国水平。2015年,陕西劳均农业增加值2.1万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74万元。其中,劳均粮食产量比全国低1273.5公斤,劳均蔬菜产量比全国低1262.5公斤,劳均肉类产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5.6%,劳均禽蛋产量比全国低62.8公斤,劳均水产品产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4%。陕西农民技能培训一直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新型职业农民和实用技术人才的数量和规模还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农村“产业工人”技能需求,输出的农民工也一直以低端劳动力为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农民工无需进城即可获得务工机会,加上年龄的增长,部分长期在外的开始回归本乡本土,科技兴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2、农产品加工企业多而不强。陕西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涉及农产品加工业的各个行业,到2015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1.3%,占资产8.8%,比全国低10.5个百分点;占主营业务收入19.4%,比全国低7.6个百分点;占实现利润总额24.3%,比全国低6.9个百分点。农产品加工企业虽较多,但从其资产总量、效益看,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不大,效益不高,竞争力不强。


3、农产品加工业品牌知名度不高。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均产值4.38亿元,农产品加工企业户均产值2.78亿元,比其他工业行业低1.6亿元;产值过10亿元的农产品加工企业46户,过50亿元的2户,过100亿的1户。农产品加工业比较分散、集中度不高,面对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明显不足。从知名品牌看,已形成的品牌如西凤酒业、好猫烟业等在全国同行业排名靠后,与贵州烟、酒业相比明显不足,特别是陕西的“西凤酒”仅在西北小有知名度,2016年“贵州茅台”年销售额高达502亿元,而“西凤酒”仅33.5亿元,仅相当于贵州茅台的6.7%。


(四)县域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


1、县域经济不强。“十二五”以来,全省县域经济增速呈逐步回落态势,从2011年的14.8%、2012年的13.4%、2013年的10.3%、2014年的10.1%回落到2015年、2016年的7.4%,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县域经济比重在2012年为历年之最后,逐年走低直至降到2016年的46.6%。


2、县域发展结构性问题突出。产业层次低。2016年,全省县域经济一二三产业占比与全省经济总量相比,呈现“两高一低”,第三产业占比低于全省17.4个百分点。工业增长乏力。受资源性产品特别是能源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下跌的影响,主要能源经济大县工业大幅下滑,全省县域工业增速从2011年的15.2%下滑到2016年6.5%。非公经济占比低。全省县域非公经济占比47.7%,低于全省水平6.1个百分点。


3、县域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2016年,全省生产总值最高县为904.8亿元,是最低县的105.7倍。县域地方财政收入最高县为53.06亿元,是最低县的146.7倍。


(五)农民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协调


1、收入位次与经济总量不匹配。陕西省农业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靠后的位置,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位次与GDP没有处于同一水平,而且多年来一直徘徊不前。从2012年到2016年的数据来看,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一直停留在26位,而同期全省GDP在全国位次则一直保持在中前列,从2012年的16位前进至2016年的15位。


2、收入增速与经济总量不匹配。2012-2016年,全省经济总量年均增长9.8%,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4.1%,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4%,超过经济总量1.6个百分点,而低于地方财政收入7.3个百分点。


3、与全国差距逐年加大。2016年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76.0%,较2012年的72.8%提高3.2个百分点。从增速来看,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五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但是农民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却在逐渐拉大。从2012年相差2154元,到2016年相差2967元,差距逐年拉大。


(六)贫困面大,全面脱贫仍需下大功夫


1、剩余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人均成本高。陕西有一半县是国定贫困县,到2020年实现陕西省现行省级贫困标准下360万人的精准脱贫目标,扶贫面广,任务重。贫困人口中因老、因病、因残等丧失劳动力需要兜底保障脱贫的农村人口占到了四成左右,剩余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人均成本将更高。


2、部分地区扶贫项目创新少,落实难。党中央、国务院对脱贫攻坚高度重视,出台的政策措施前所未有,但是有一些到村到户具体扶贫项目落实进展缓慢,扶贫项目资金不会用、不敢用,项目进展不平衡。一方面原因是,大部分剩余农村贫困人口的素质不够,接受能力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有些扶贫干部需要对贫困村、贫困户进行深层次科学分析,创新脱贫措施。


3、一些贫困地区的精神扶贫宣传,引导还不完全到位。对于精神扶贫宣传工作,个别扶贫干部责任意识和压力感还不够强。由于扶贫对象自身条件和致贫原因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将扶贫资源直接交给贫困户,不一定能够实现扶贫对象的持续真正脱贫。部分贫困户“穷则思变”的内生动力没有被完全激发,造成有些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严重。


三、寻找破解农业富民突破口


当前陕西农民收入不高,归根到底还是陕西农业、农村、农民适应市场的能力不够,融入市场的广度、深度不够。农民增收的出路在于面向市场,陕西要破解农民收入短板,必须让土地流转成为破解“三农”难题的希望,切实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推进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抓好农民、农村、农业联动发展,在与市场对接方面有质的突破。


(一)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确立收入增长新亮点


1、加快推进土地确权。土地确权是指依照法律、政策的规定确认、确定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隶属关系和他项权利。这是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长久不变”、保障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益、确保土地规范和有序流转的前提条件,在土地确权工作中,要做好精细化工作,要精确认证信息如地理位置标识等,必须以对农户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确权工作。只有确保农民土地承包权,搞活土地经营权,赋予农民土地处置权,使农村土地和宅基地具有可抵押价值,实现农民土地承包权物权和宅基地用益物权,才能使农户成为土地流转决策中的主体和主导,才能进一步提升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市场化操作水平。


2、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土地确权流转后,集体土地所得与农户个人利益关系有可能疏远,易造成利益分配矛盾,需成立村集体土地管理协会,保障农户对集体土地的利益参与分配的权力,确保粮食种植和农业用地不减少。相关部门要加强引导和督查,发现问题及时妥善处理问题,避免因土地流转问题而上升为利益纠纷引发农村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同时要坚决查处在农村土地流转中严重侵害农民土地流转的利益行为,重点查处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和借土地流转之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等违法行为,特别要防止一些工商资本到农村介入土地流转后搞非农建设、影响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等问题。坚决杜绝任何单位和组织干预插手农村土地流转行为,确保农村土地流转的良性运行。同时健全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搭建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开展信息咨询、评估、协办手续等服务;建立土地流转信息网络,使供需双方能及时、准确获取可靠信息;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机构;建立价格评估指导机制,客观公正地评估、发布土地流转指导价格,促进土地流转公平公正合理。


3、创建多元补贴机制。机械化生产是近年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和发展方向,因此,应及时调整种粮补贴的方式和力度,以多元化和精准化补贴调动粮农积极性。增加土地流转补贴,对于流转给种粮大户土地的承包者,比照流转给非粮种植的流转收益,实行差额现金补贴,引导农民将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将粮食直补向粮食种植大户倾斜,对规模种植户提高补贴标准,加大补贴力度;加大对粮食种植机械补贴力度,引导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积极参与粮食生产,引导粮食生产向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土地规模流转与经济发展需求的紧密结合。


4、推进新型土地制度。以农村土地入股改革为发端,鼓励农民创建、参与农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把一些农民长期不愿经营、不会经营的土地流转到一起,实现“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东、有地不种地、收益靠分红”的新型土地制度,壮大农业生产发展力量,使土地制度成为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1、加快推广以家庭农场为主的规模经营步伐。目前陕西常用耕地4000多万亩,水田水浇地占不到40%,旱涝保收的高产田较少,加之耕地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加剧了中低产田改造和大中型农机具的推广使用难度,也不利于农业标准化的推行,制约农业生产效益的提升。调查显示,以普通农户耕种承包地而言,每户不足10亩耕地种植粮食基本没有收益,旱地种粮收入仅够保本,水浇地种两季可保证一季收益,而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依靠规模化经营获得的收益则较高。因此,要进一步加快高标准农业建设工程步伐,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加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规模、平等与效益的均衡点上建立起合理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在政策上放宽工商登记政策,提供税收金融保险支持,保障家庭农场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把家庭农场作为农业信贷的重点,帮助其解决生产性、季节性和临时性资金需要,提供相关保险金融担保倾斜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建立规模效益型农业经济,提高劳均农业产出和供养能力,形成农业现代化的经营基础。继续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在农业规模经营打好物质基础。


2、打造畜牧主导产业。受抗御市场风险和疫病风险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畜禽散养户已经基本退出,畜牧业正由分散饲养向规模饲养转变。各级政府要从资金、用地、技术等方面,加大对规模养殖企业和养殖大户的支持力度,保持陕西畜牧业的稳定发展。为了打造陕西畜牧主导产业,要不断优化畜牧业区域布局。生猪养殖是陕南的传统产业,但百万头生猪大县建设陕南没有一个,不利于全省生猪产业长远发展,要加大对陕南生猪产业的扶持。要健全生猪、奶牛良种繁育体系,大力推广科学养殖模式,不断增强疫病防控能力。在稳步推进畜牧产业化发展的同时,要确定合理的生猪养殖规模,防止因规模盲目扩张,导致畜牧业发展的大起大落。积极扶持龙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依靠企业优势和品牌优势,拉动陕西畜牧业发展,打造以生猪、奶牛养殖为主的陕西畜牧主导产业。


3、实现教育对人的现代化发展。发展农村教育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意义,要努力做好农村教育工作,加快农村教育发展。要在教育经费上给予倾斜,提高义务教育普及和巩固水平,支持乡村两级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扩大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落实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创业,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参与农业企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充分发挥高校及职业院校在科研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三)加快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升农产品品牌


1、培育本地龙头企业。持续抓好农产品加工业的品牌建设,依托“陕果、陕茶、陕中药材”的生产优势及品牌优势,加快深加工的技术研发和品牌创建,全力打造省内农业领军企业,打造“洛川苹果”“周至猕猴桃”等国际品牌,培育本地龙头企业;特别是在对特色农产品的深加工上要加大扶持力度,加大果品深加工产品的开发,如“即食苹果脆”、“即食猕猴桃干”的产品质量需要进一步改进等,吸引外地企业来陕投资。


2、积极扶持具有特色的中小农产品加工企业。要择优选取一批有发展前景的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给予重点扶持,鼓励其加快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逐步实现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由粗加工向精加工的转型,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农产品加工行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带动能力强、基础支撑作用大等特性,应当引导社会资本由煤炭等产能过剩的工业行业流向农产品加工行业,在解决企业经营困境的同时带动当地就业,促进全省经济可持续发展。


3、分层次加大技能培训。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建立农业技术人员培训的组织平台,积极探索不同类型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的长效机制。根据农业人员不同需求,分层次开展现代先进种植、养殖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各类工种技术、农产品营销、现代农业服务产业用工技能、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民工、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和就业创业等方面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重点搞好农民工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四)优化产业布局,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生产去产能化。要改变传统农业产业发展思维,密切结合市场供求规模变化,围绕市场需求,优化农业资源配置,确保生产规模合理和市场有效供给,增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农业生产效益最大化。特别是果业、畜牧养殖规模应保持在合理水平,如陕西的苹果生产面积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如继续扩大面积将不利于苹果市场价格的稳定和农民增收;生猪生产规模也要保持合理水平,一味追求规模将不利于生产效益的提高,在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中将影响生产的积极性。


2、延伸产业链。要站在全国乃至全球视角,构建特色鲜明、分布合理、体系完备、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要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延伸产业链条,坚决淘汰违规产能和低效产能推进资源类产业向中高端化发展,针对多数农业支柱产业不大不强的现状,积极培育和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不断提升综合效益。


3、加快县域第三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县域旅游业,抓好重点人文景观,以及农业休闲游、体验游、生态游等多种形式的乡村游;大力发展县域电子商务产业,形成电商带动物流、快递等关联产业相得益彰的新局面;发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交通运输、商贸批发、住宿餐饮等传统产业提升层次、做大做强。壮大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两大主体,培育个体、私营经济,积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现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新突破。


(五)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


1、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化。以产业发展为突破口,着力提升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支撑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城镇间产业的合理分工与合作。进一步调整优化城镇产业结构和发展布局,加强城镇群中不同规模城市、城镇之间产业分工,增强城镇群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发展特色优势农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在陕南限制开发区,试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为基础的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在关中平原试行以沼气为核心的现代循环农业、资源节约型农业和环境友好型农业;在陕北试行以生态畜牧业为载体的可持续发展农业,重点支持渭南、杨凌等现代农业基地建设,力争实现区域农业发展的比较利益。另外,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向城镇积聚,形成产业集群。各地要以工业园区建设、项目建设为载体,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现代新型工业;着力发展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矿产建材、农产品加工为重点的工业体系;着力培育以服务外包、旅游文化、现代物流、新型建材等产业集群,推进资源和要素向城市流动,不断增强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支撑能力。


2、推动城镇化与新农村共同发展。陕西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和机制制约着城镇化快速推进,要充分发挥城镇吸纳作用,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要加强乡村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改善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环境,促进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完善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促进农业和农民增收。妥善解决留乡农民和离乡农民的生产、发展问题,做到留乡农民能够留得住,离乡农民能够放心地离开,充分保障农民及农民工利益,实现农民在城乡之间能够自由有序良性循环发展,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3、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要广开就业门路,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积极发展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社区服务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扩大就业空间,为农民务工提供更多岗位和就业机会;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培育劳动力市场做好就业的培训服务工作,提供低廉有效的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促进就业管理服务工作的科学化,信息化,规范化。同时,特色产业是城镇的支撑和依托,没有主导产业,城镇失去了生存和赖以发展的基础。围绕这些产业可以做出品牌产业,以产品的品牌和特色,打出我镇城镇化的特色。


(六)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措施,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


1、制定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结合精准脱贫工作,制定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要因地制宜,因户因人落实帮扶措施。继续坚持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继续提高良种补贴等长期补贴的补贴标准。


2、发挥社会保障兜底作用。要强化脱贫实效实字当头,以干为先,狠抓落实,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社会底层、放在特困群体身上。



3、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覆盖范围,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广大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数额和放宽发放基础养老金的条件,提高对弱势群体和低收入家庭保证力度。

责任编辑: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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